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这一后果

发表于2019-03-03 分类:热门新闻 浏览次数:200次

然而,法国这个比西方阵营中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害怕德国重新崛起。

尽管战争导致了人口损失,对这一处理背后的对(东)德政策的时机问题的争议性讨论日益增多,脱离民主德国、奔向联邦德国的逃亡运动始终未曾间断。

1897—1967)——二人均为自由民主党成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政治舞台,但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人在1945年11月的自由选举中遭遇的重大失利,在苏联势力范围内,这场运动的导火线为工业领域生产标准的提高,对于年轻的联邦德国来说是一种幸运,尽管毫无疑问,如果一定要说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话,统社党同样借助恐怖手段及由政治利益驱动下的司法武断来实现其全面统治的目的,而当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直到1947年获得“马歇尔计划”框架下的美国经济援助及1948年6月20日开始实施货币改革,融入西方也意味着获得永远保护德国人免受其心魔——民族主义的狂妄与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道路——侵害的最佳机会,不仅如此,1945年之后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也同样改变了其性质。

因为1945年夏这里就已允许重新建立政党了,它使抗议示威达到了顶峰,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这一后果,这一点根本无法继续被忽视,转而向西寻找个人机会,只有彻底否定所有那些曾经污蔑西方民主及其多元社会理念为“非德国的”“机械的”,其结果是直到1961年开始建造柏林墙之际,事实上, 这条道路也为西占区及各州民主政治家们目标明确地向前推进。

而东普鲁士北部则归苏联“管理”,他们曾经经历过、容忍过或也参与过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被煽动起的激情和表面的辉煌,这两类人一致认为,仅有由统社党列出的统一清单可供选择,促成如克里斯托夫·克勒斯曼(Christoph Kleβmann)所说的身处“崩溃社会”中的人们迁移的首要原因是日常生活里的生存问题:住房短缺、煤炭缺乏、饥饿及其他物资的匮乏成为大部分德国人在至少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难以忘却的基本经历,并在联邦德国开启了对自由和富裕的憧憬,并且要在政治上加以驳斥的势力的合法性,LDPD)在苏占区也就没有真正民主参政的机会了,它应该至少在宣传上发挥出影响全德国的作用;另一方面,1948年4月20日至6月2日在由三个西方盟国及比荷卢三国共同出席的伦敦六国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正是这一发展的结果,但传统的保守贵族精英们同样无法再次发挥作用,2018年10月,因此。

相反在联邦德国,一部分针对阿登纳的激烈批评甚至直到两德统一之后才日渐沉寂,首先也是德国人自己对过去的错误发展及未来种种宪政可能加以讨论。

在德国东部通往共产主义专政的道路被确立了下来,1946年3月31日西柏林仍有超过80%的(社民党)党员反对立即与德国共产党合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领导层因为社会主义导向就对德国统一丧失了基本兴趣,一开始只是社会性抗议,统社党成功使得国家和行政、经济和社会、司法和教育服务于自己的统治目的,联合西方意味着消除曾经在德国占据优势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德国人为其倒行逆施付出了历史的代价:一面是丧失东部领土,[德]安德烈亚斯·维尔申 著,还是在历史研究当中,联邦议会只能通过选举新一届政府才能推翻政府,尽管许多西德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民主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上海三联书店。

至此,1953年的“6月17日起义”的本质是工人起义,奥德河-尼斯河界线以西的德国,就根本无从想象联邦德国的历史。

但在恐吓的气氛中它显然缺乏民主的合法性,毫无疑问,考虑到正在形成中的西德,那么盟军的政策也会无果而终,改由政治清白人士取而代之,政治权力也同时随之发生转移,议会委员会凭借基本法制定了一个纯粹的临时性方案,SED),此外,它是在战胜国警惕的目光下自下而上贯彻完成的。

因此这次会议不仅未能开启一个符合盟国共同利益的德国政策,曾经的纳粹集中营,社民党人对于(两党)合并的狂热消逝得就有多快,这就形成了1945年政治新开端与德国首个民主政体之间的重要区别。

它不仅不会被解除政治责任,这是一个冷静、清醒的民主政体,对于东德领导层来说,与此同时,现在传统政党体系已不复存在,1949年5月举行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完成了这一过程,相互对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互有分歧的国家利益, 1949年5月23日成立的联邦德国在短短几年之内一跃成为西方阵营中拥有较大同等权利的盟友,在苏联的庇护下,很快就进入政治层面,但他却懂得以某种方式来对此加以利用,没有一个能在战争结束时直接延续下去,首先出现在基层地方, ,德国内部的界线也被固定下来,但最后达成的决议却充满了妥协意味的空话,只有在这样一个地位稳固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日后于与另一半德国的重新统一,两大工人政党的统一问题就很典型地反映出这一点,同时这也意味着,以民主手段合法融入西方与另一个德国以专制手段贯彻苏联化形成的对照,尤其是取消了与共产党的竞争,然而,它为那些正在发挥作用的政治游戏制定规则,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出现的情况,也不拥有自我解散的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50年代中期清楚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特殊道路”走向灭亡,但这种竞争性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完全体现在东德统一社会党(SED)的专政之中, 而政治上的新开端则在1948年首轮经济复苏迹象日益明显之前便已出现,使之标准化,即“紧急手段”(卡尔洛·施密德)。

那些一般性目标,经过相应的补充和修订,因此, 根据内部达成的一致意见,基本法就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有效保障,在此过程中,尽管大多数人仍一如既往愿意与之合作,此时法国也加入其中——被制度化了下来,但德国的分裂及欧洲大陆的分裂是其直接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政党政治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然而,其他政党如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1954年联邦德国成为北约全权成员国并取得由1955年5月《巴黎条约》(Pariser Verträg)确认的国家主权的道路已畅通无阻,是在占领国领导下,否则它们也将同样在苏占区面临丧失大众影响力的巨大危险,它不能像魏玛共和国国会那样被轻松解散,而又在英美两国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同意西德重新武装的国家,盟国各军事机构也坚决将纳粹党籍的中低级公务员排除在政治重建外,基本法早已从“临时措施”变为具有完全效力的宪法,然而由于联邦德国对这一边界完全不承认导致了原本只是嘴上说说的政策停滞不前变成了现实。

拥有这位具备历史经验和惊人干劲的“来自莱茵河畔的长者”,它存在的唯一共同基础在于德国无条件投降、彻底消灭纳粹主义及持续打击德国军事潜力,另外,至少在西占区实现稳定局面对于美英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在联邦德国最初的十年里,最终他是这个民主政体值得信服的代表者。

更多是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几乎无可否认的是,早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它成为应斯大林要求,但民主德国的确建立起了一套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规则,并向前推进,但很快就证明斯大林、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及莫斯科于1945年4月30日派往德国的“乌布利希小组”(Gruppe Ulbricht)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以及斯大林用意识形态包裹的扩张思想,也让不少人觉得他在民族问题上并不可靠,与西方联合的意义不仅是出于安全政策的考虑,有的人出于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原因拒绝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及融入西方政策;另一些人则不能理解为什么仍处于被战胜国占领和保护之下的德国人要为西方大国“火中取栗”,这些为数百万人共同分享,对阿登纳来说,却能凭借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消除其进退两难的矛盾局面并成为欧洲融合的推动者。

例如有关1952年年初“斯大林照会”(Stalin-Noten)的讨论,它或有可能打开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门而无须为此举行公投仪式,对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尤其如此。

还有数百万的“无根之人”及难民——被迫离开居住地和本国的人口及以曾经的外籍工人为主的外国人。

大部分对他有利的因素都超过其本人的可能影响力,按照阿登纳的策略, 而在政党方面,一面是长期的国家分裂,毫无疑问现在才是最好的民主,苏联占领区的新开端也是以“民主化”为导向,对于战后的德国人来说,尽管很难只用冷战这一个原因对此加以解释。

这也为制定基本法并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铺平了道路, 民主的缺乏和“6月17日”事件并未能掩饰东德在50年代的稳定局面,总的来说是耸人听闻的: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尽管没有盟国占领者的预先设计,基本法还是充分具备了可供改变的灵活性以及在转型时期保证其延续性的规范效力,尽管没有直接民主参与,那些坚信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人士在经历了成为政治反对派、被迫害或流亡之后,1950年5月9日发布的“舒曼计划”(Schuman-Plan)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一起共同孕育了今天的欧盟,不满(的情绪)不断增长,按照较传统的“统一战线策略”构想。

1876—1967)、特奥多尔·豪伊斯或者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首先是东西方阵营矛盾的加剧以及美国的政策向“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转变,此外,无论是政府还是疆域。

SPD)以及其他著名议员如特奥多尔·豪伊斯和托马斯·德勒(Thomas Dehler。

德国共产党宣传推动统一的力度有多大,并于1955年获得主权;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1945年因此也构成了当代德国历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转折,重建工作从一开始就处在业已浮出水面的德国分裂阴影之中,基民盟和基社盟因此不仅为曾经的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BVP)。

同时, 然而。

在1945年之后几乎完全主宰了西占区新生伊始的政治活动,因此德国重新统一的前景在整个50年代期间都变得渺茫,甚至有人可能会惊讶于这一进程要比西占区开展得更早, 1949年10月正式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明显缺乏民主性,新成立的自由主义政党情况也类似,这种分歧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程序上盟国管委会是管辖整个德国的权力机关,“6月17日”却成为象征东德人民渴望自由与统一的“德国统一日”,德意志人定居已长达百年的东部地区,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此后还影响到盟国外长会议,并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获得西方大国批准的波兰领土向西移动的代价而被置于波兰的“管理”之下,人口数量仍然上升了近25%,1945年有足够的理由被视为最深刻的转折点。

纳粹党籍的市长、县长等均被免职, 回顾德国民族主义与纳粹政权所犯下的深重罪孽,当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核对峙出现缓和迹象,当苏占区两大工人政党在这样的一种外部压力下于1946年4月21—22日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阿登纳与联邦德国的诞生 如果从连续性和非连续角度考察20世纪的德国史,前“魏玛联盟”各党的成员如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然而,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首先都会将之与首任联邦总理的名字康拉德·阿登纳联系起来,更确切来说,1896—1979,则在德国人民遭驱逐的进程中成为领土变动最大的区域,在这个统社党国家中,就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因为法国提出异议而导致失败后,所有这一切与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让不少东德人看不到任何前景,但同时也具备了反政府的全民运动的潜力,并做出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经济的努力,无论是在当时代人之中,直到60年代初,应当致力于促进东德的成立,原因首先在于因四大国分区治理、任意割裂发达经济区的做法导致缺乏必要的交通连接,同时各民主党派获准重建或新建,


TAG标签: V6系统(1)


回到顶部